台湾《联合报》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，“公务机要费案”的攻防，已经越来越偏离案件的本质了，其实，在陈水扁和民进党一再出招之际，以犯罪心理学来看，陈水扁已经承认自己有罪了。

　　该文章说，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安东尼·路易斯去年出版一本《基甸的号角》，推荐该书的评论说：“一个累犯罪 犯，不甘心自己在法庭没有受到公平的审判，于是投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，要求由联邦最高法院指定免费律师为他辩护。该案变成美国司法行政史上影响颇巨的知名案例。尔后，公设辩护人成为美国司法行政上的必要条件。”

　　文章说，平民的罪犯，可以锲而不舍地为了自己的清白，挑战司法体系；而身为领导人的陈水扁，一再地用“宪政”手段来戕害司法的尊严。与上面提到的“罪犯”正好相反，陈水扁是为了掩饰可能的刑责，不断地拖延司法体系的审理。但从“公务机要费案”调查、起诉到现在，陈水扁的言行变化，事实上可以看出其承认犯罪的过程。如果陈水扁认为自己没罪，就应该加紧配合法院审理，以加快证明自己的清白；但民众所看到的，却是陈水扁持续使出拖字诀。难道，陈水扁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

　　文章指出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陈水扁当初脱口而出的“一审判决有罪就下台”是为了应付当时选举需要的说法；但当情势越来越不利时，陈水扁开始后悔了。从民进党“立院”党团提出“宪法”第五十二条“释宪”声请，到现在的机密、非机密“释宪”争议，在可预见的未来，想必还会有更多以拖延审判速度为目的的招数。执政当局操作这些周边的“释宪案”攻防，相当程度成功地模糊了“公务机要费案”本身的案情，让大家都身陷在这些争议中，忘了“机要费案”的本质。这种结果，让执政者有机会以拖待变，过一关是一关。

　　文章最后说，然而，纵使这些手段都可以奏效，纵使陈水扁可以豁免到任期结束，那也只是一时的。陈水扁有没有罪，在执政者这种拖延战术下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了。